历时五年的《监利县志(1912—1949)》于2018年3月获批书号,交付印刷,5月初出版发行。本志的问世,对于监利县的历史是一大贡献。因为从1912年至1949年,囿于兵燹水患、官府腐败,无人顾及编修县志,导致在监利的修志史上留下空白。本志的出版,填补了民国时期的修志空白,既为民国时期的革命先辈树碑立传,也为当代建设者提供借鉴,还为后世子孙留下珍贵馆藏。
从1911年到1949年,短短不过38年时间,监利县却经历了六种不同性质的政权:晚清封建政权、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政权、革命根据地政权、汪伪政权、新中国民主政权。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小小县域在七年之内,竟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同时存在,即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汪伪政权。因此,对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记述,运用一般编纂志书的结构和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
笔者有幸于2015年参与本志初稿的修改和整理。本志由主编杜光烈和笔者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修改,九拟篇目,八易其稿,出版后的全书与初稿相比,无论是篇目还是内容,大部分已是“面目全非”,修改所花气力由此可窥一斑。本志的编纂者在修改过程中,没有单纯的墨守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着意在创新结构的道路上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索。其探索成功与否,只能由专家和读者去评说了。
按历史时序来说,民国时期是继晚清之后。但编修民国县志,绝不能生搬硬套晚清县志,也不能简单模仿,而是要更新观念,批判地继承传统,在继承中发展创新。民国时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必须运用唯物史观,记述断限内的历史状况,再现时代风貌,反映出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从而揭示出社会的发展规律。民国时期的县志,主要记述一县如何由封建社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记述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的苦难、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斗争。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做出的伟大贡献,揭示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伟大真理。
创新是因特殊的历史决定的。本志创新结构的重点,就是在记述同一内容时以不同性质的政权为主线并列分别记述。采用这种结构记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查阅清·同治《监利县志》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两本《监利县志》,都没有也不必要采用这种结构来编纂。
一、只有结构创新,才能使篇目让读者首先产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俗话说: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篇目对于书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民国县志,篇目是纲领,是框架。篇目设计要遵循“事以类聚,类为一体”的基本原则,达到“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的整体效果。对于一部具有特殊性质的民国县志的篇目来说,必须更新观念,在传统的篇目设计基础上创新,让读者一接触篇目,就能产生一种耳目一新、与众不同的感觉。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以《监利县志(1979—2006)》和《监利县志(1912—1949)》为例,从同一内容的篇目设计比较之中,便可清晰地看出两本县志在篇目设计中的差异。
《监利县志(1979—2006)》“卷二十三 人民团体”:一、工会;二、农会;三、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妇女联合会;五、工商业联合会;六、科学技术协会;七、残疾人联合会;八、归侨侨眷联合会;九、台胞台属联谊会;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监利县志(1912—1949)》“卷十六 社会团体”:一、北洋政府时期的社团;二、国民政府时期的社团;三、三青团江汉区团部;四、革命根据地的社团;五、监沔县的社团;六、中共驻监利社团;七、汪伪政府时期的社团;八、民间社团。
从以上两例对比之中不难看出,两本县志对于同一内容的篇目设计完全不同。《监利县志(1979—2006)》所记述的“团体”,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和开展活动的,所以“人民团体”的设目标题都是团体的名称。而民国时期的《监利县志》断限内先后出现了四种不同性质的政权,所以“社会团体”的设目标题必须是几种不同性质政权下的社团。只有这样设计篇目,才能深刻反映出民国时期动荡时局所造成的分裂局面而形成的独特时代特色。如果坚持传统观念和结构,是无法清晰反映民国时期战事频繁、时局动荡的混乱局面的。民国时期的《监利县志》全书共27卷,其中有20卷就是采用以几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为主线并列分别记述的结构。而作为全书纲领的篇目也是这样如法设计的。
二、只有结构创新,才能突出反映民国时期监利县鲜明的时代特色
监利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代,曹操因赤壁之战败走华容道,即为现在的监利县毛市镇境内。元末农民起义,陈友谅在监利留下了战斗的踪迹。太平天国军队攻克螺山一带后,监利农民史节廉、柳朝龙等分别组织红头会、红教会,聚众起义,策应太平军,先后攻克监利县城、朱河等地。民国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事频发,灾害连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再加上外敌入侵,致使监利灾难更加深重,民众苦不堪言。民国时期的《监利县志》采用崭新的记述结构,记述民国时期一段特殊的国情民情,反映民国时期监利县鲜明的时代特色。
1.军阀割据。民国初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国元年,晚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后,中国便出现军阀混战局面,监利县也未能幸免。民国元年,监利县知事公署组建县警备队,知事孙星垣兼任队长。民国五年8月,为响应中华革命党号召,监利民众以护国大总统名义组织200多人暴动,但随即败没。民国六年12月,为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荆州各界公推荆州镇守使石星川为湖北护法军驻荆州部队司令,宣布荆州自主独立,自主军随后占领监利,得到县民响应。民国七年1月中旬,北洋军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自监利西进,攻打荆州自主军。民国九年,湖北省水警段天国大队驻防县城。同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混成旅梁清沂营驻县城。民国十五年9月,北伐军攻打监利县城,梁营撤离。民国初期,分盐农民李尚椿组织白巾军抗捐抗税,与官军相持数年。民国九年,白巾军800余人夜袭柳关官卡炮船,缴枪20余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监利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2.政出多门。监利县在民国时期突出的时代特色,除了军阀割据之外就是政出多门。辛亥革命以后,监利县先后有多个党派在县境组建政府。《监利县志(1912—1949)》除了在“卷十四 政府”中以几个不同性质的县政府为设目标题来直接记述监利县“政出多门”的县情之外,还在“卷一 建置”中的“行政区划”和“县治变迁”中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监利的“政出多门”。
在篇目“卷一 建置”的设目标题“三、行政区划”:(一)清末行政区划;(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区划;(三)国民政府时期的区划;(四)革命根据地的区划;(五)汪伪政府时期的区划。
上述“行政区划”的记述是以几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为主线来分别记述的。实际上行政区划的变更,从另一角度标明就是政权的变更。“县治变迁”同样采用并列记述结构,也从另一角度表明是政权的变更。行政区划变更和县治变迁,都是政权变更的结果。这样记述的目的是让“政出多门”的时代特色记述得更鲜明、更突出。
3.外敌入侵。日军侵犯监利,这是民国时期的时代特色之三。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驻湖南岳阳日军大佐岩崎民郎率部从城陵矶渡江,侵占监南重镇白螺矶。从民国二十七年10月到民国三十四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监利境内强占土地修建三个飞机场,不分城乡狂轰滥炸,调集兵力四处扫荡,大肆进行经济掠夺,抢劫毁坏文物古迹,所到之处,奸虏烧杀,无恶不作。监利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减少人口三万七千多人,造成全县难民三十多万人,粮食损失七千多万公斤,棉花损失十九万多担,房屋损失一万四千余栋,屠杀县民达三万多人。日本侵略者给监利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致使本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监利战火纷飞、硝烟遍地、疮痍满目,灾难更加深重。
民国时期的《监利县志》除了在“卷十七 军事”中“四、汪伪政府时期的军事”里集中记述了日军的暴行以外,还在其它卷目中以几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为主线予以并列记述。这些记述的内容涉及到政党、政府、参议会、社会团体、金融、财税、工业、贸易、教育、卫生等等。这些并列记述的结构,一般包括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革命根据地政府时期、汪伪政府时期。其中“汪伪政府时期”即是记述日军及汪伪组织的有关活动,从多方面反映了日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对监利民众的迫害、掠夺等暴行,使“外敌入侵”这一时代特色反映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三、只有结构创新,才能深刻揭示民国时期监利县复杂的历史变革
民国时期,曾饱经历史沧桑的监利,在“武昌首义”后政治风云多变,“城头变动大王旗”,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在监利轮流“坐庄”,轮番登台。还有各式各样的“参议会”、“代表大会”和五花八门的社会团体,以及依附于各派政治势力的军警组织,都在政治与经济活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监利县志(1912—1949)》以多种不同性质的党派、政府、参议会、代表大会、社会团体和军警组织为主线,采用并列记述的结构来深刻揭示监利县在民国时期复杂的历史变革。
1.多方面记述各个党派的组织、活动及其变化
“权,然后知轻重;衡,然后知长短”。为了让读者对民国县志中结构创新有更清晰的了解,这里还是用两本《监利县志》中同是对党派组织的记述作比较。
《监利县志(1979—2006)》“卷十八 中共监利地方组织”:一、党员代表大会;二、中共监利县委员会。
《监利县志(1912—1949)》“卷十三 政党”:一、中国国民党监利县组织;二、中国共产党监利县组织;三、中国共产党监沔县组织;四、中国共产党江监石县组织;五、中国共产党驻监利组织;六、中国青年党监利县组织;七、中国民主社会党监利县组织;八、汪伪中国国民党监利县组织。
从上述两本县志的篇目内容比较中即可看出,同样记述党派组织,民国县志的内容却要复杂得多。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皆为共产党执政。因此,在监利执政的县级党派也只有中共监利县委。而民国时期党派林立,党派之间的生死较量,往往由彼此之间的战事来决定谁能上台执政。民国时期的监利县,主要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斗争复杂曲折。国民党建党初期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而在合作期间也时有摩擦。共产党在监利的组织,因受国民党军队长期围攻清剿,为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经常变更组织形式与名称。《监利县志(1912—1949)》以国民党、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汪伪国民党组织五大政党为板块,并列分别记述其组织发展、组织活动及其变化,记述了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惨景。如不采用如此结构记述,就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民国时期的党派斗争,就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2.多角度反映众多政府的建立与活动轨迹
同是《监利县志》,同是记述县级官员,清·同治《监利县志》与民国时期《监利县志》的记述结构大相径庭。
清·同治《监利县志》“职官志第六”分4个标题记述:秩官考、各官姓名先后、名宦、附吏役人数。
民国时期《监利县志》“卷十四 政府”分7个标题记述: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县政府;二、国民政府时期的县政府;三、革命根据地的县政府;四、监沔县政府;五、江监石县政府;六、中共驻监利政府;七、汪伪时期的县政府。
清·同治《监利县志》“职官志第六”记述的是在监利县任职的知县、县丞等县级官员及其下属,都属于同一性质的清朝官员。民国时期的《监利县志》“政府”的设目标题却是几个不同性质的县政府机构,其主管上级也是不同性质的政府和党派。这就是民国时期的《监利县志》的结构是“前无古人”的根据所在。
如果民国时期的《监利县志》不采用上述结构记述,就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各种性质的县政府的活动轨迹,也无法反映当时动荡而复杂的政治局面。国民政府在监利县任职的县长,象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从民国十八年5月到三十八年5月,二十年之间更换了十六任县长。从民国二十七年1月到三十二年8月,仅仅五年时间就更换了五任县长。国民政府县长当中,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陈秉钧于民国二十年9月任监利县长,因与地方绅士刘昆壁等人不合而被告入狱。民国二十三年12月,朱公明任监利县长,因不与刘昆壁等人合作而被逼自杀。县长黄向荣因贪赃枉法被告发而遭受枪决。县长黄宪生在日军大举进犯时弃职潜逃。县长周小溪在县政府连遭日军飞机轰炸时向省政府请辞。县长郑桓武因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被同僚告状而调离。
革命根据地的县政府,由于政治局势的演变和战争形势的变化,不仅县级政权的驻地经常变更,而且连政权的名称也随时改变。民国十八年12月,中共监利县委在王福三桥成立监利县革命委员会,这是监利县第一个县级政权。民国十九年3月,监利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剅口召开,成立了监利县苏维埃政府。民国三十二年5月,监利县行政办事处在周老嘴成立。民国三十三年2月,监利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周老嘴成立。民国三十八年4月,监利县人民民主政府在周老嘴成立。至于监沔县政府和江监石县政府,是在监利与沔阳、江陵、石首等县周边边界地区建立的,还有中共驻监利政府(同级与上级政府)都是在监利境内发生的,所以本志有必要加以记述。
三、多维度记录军事组织的机构及其战况
同是以“军事”为题展开记述,两本《监利县志》关于“军事”的记述结构大不一样。
《监利县志(1979—2006)》的“军事”设目标题:一、地方军事机构;二、兵役;三、民兵;四、国防动员;五、人民防空。
《监利县(1912—1949)》的“军事”设目标题: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军事;二、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三、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四、汪伪政府时期的军事。
很明显,两本《监利县志》同样是记述“军事”,但因具体内容区别悬殊,所以从设目标题就看出记述结构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监利县所有军事活动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因而这些军事活动都是在同一个军事机构——县人武部领导下进行的。民国时期的军事活动分别在不同党派和政府领导下开展的,这就决定了必须以四个不同性质的政权机构为板块,来分别记述各自的军事活动。如果“头发胡子一把抓”,把四个不同性质的军事机构的活动揉在一起记述,将会使读者“雾里看花”,看后不会有一种清晰明朗的印象。
把四个不同性质的军事机构及其活动分别记述,才能清晰地反映那些纷繁复杂的军事组织及其战况。国民政府时期,在监利县的地方武装有17支,国民革命军进驻监利的多达29支部队。国军在监利县境内展开的规模较大的战斗(有对共产党的,也有抗击日军的)就有17次。共产党领导下的监利地方武装有20支,监沔县地方武装有9支,中共驻监利地方武装有3支,中共驻监利正规部队共有30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监利境内规模较大的战斗有10次。汪伪政府时期的地方武装有8支,驻监利伪军有8支部队,驻监利日军有8支部队,日伪军在监利境内规模较大的战斗有6次。
四、只有结构创新,才能准确记载民国时期监利县动荡的社会面貌
民国时期虽然摆脱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因军阀割据,连年内战,再加上外敌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监利县经济为单一的农业经济,农业、手工业产品商品率低,经营规模小。随着外来日用工业品特别是国外商品倾销县境市场,封建式的商业经营出现解体,半殖民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商业逐步形成。日军侵占监利后,大肆进行经济掠夺,严重打击本地的工农业生产和民族商业,造成全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难民猛增。民国时期的《监利县志》,依然采用以几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为板块分别记述的结构,来记载监利县动荡的社会面貌。
1.脆弱的金融。本志关于金融的记述是“卷十一 金融:一、北洋政府时期的金融;二、国民政府时期的金融;三、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四、汪伪政府时期的金融”。
上述以政权为主线分别记述,不仅让读者对各个时期的金融业状况有清晰的了解,而且还让读者对几种金融状况作比较,从中判断优劣。北洋政府时期的金融业,基本效仿晚清时期的作法,变化不大。国民政府时期的金融业,从经济角度体现了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民国时期,监利境内流通货币繁杂,银两、制钱、银元、铜元、官票、私票和银行兑换券等,同时或交替流行于市。民国二十四年才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统一币制,全县多元货币局面结束。但到民国三十四年,国民政府发行关金、金元券,刚上市就急剧贬值,本位币金元券,出台半年,流入县境不到3个月便成废纸。抗战时期,日军强行使用不予兑现的军用票。汪伪县政府推行中储券,在日本投降后,民众持有中储券者多未兑脱。中共驻监利金融机构在监利境内发行的货币,不贬值,可兑现,同时取消高利贷。
2.失控的财税。本志关于财政税务的记述,还是坚持采用以几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为板块分别记述的结构。“卷十二 财政税务:一、北洋政府时期的财税;二、国民政府时期的财税;三、革命根据地的财税;四、监沔县的财税;五、江监石县财税;六、汪伪政府时期的财税”。
北洋政府初期曾推行国地两税划分制度,但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顺利进行,曾一度沿袭清代旧制。国民政府时期,财税管理体制多变,机构变动频繁。初期,田赋为主要税源,但在全部税捐中比重逐渐下降,依附于田赋的附加则剧增。民国三十七年,各种临时摊派是田赋正税额的5倍。加上灾荒,过境军队任意征粮,通货膨胀,导致财政失控、经济崩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监利县、监沔县、江监石县等革命根据地,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征收土地税、营业税和关税。后根据贸易发展需要,征收营业税。但免收贫农、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税收。
3.萧条的商贸。本志依旧以四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为主线来记述各个时期的商贸活动。在“卷七 贸易”中“四、商贸活动:(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商贸;(二)国民政府时期的商贸;(三)革命根据地的商贸;(四)汪伪政府时期的商贸”。
北洋政府时期的商贸,主要记述了英美烟草公司在监利县境内设立的代理商,专销外国卷烟,本地原先经营本土烟丝、卷烟的商铺纷纷关闭。国民政府时期以商业为主兼营金融等业推行合作社制度。但合作社因资金枯竭,货源受阻,且人各一心,弊端丛生,终致门庭冷落,生意萧条,皆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停业。民国三十二年汪伪合作社成立后,垄断监利市场,推行物资管制、配给、专卖等贸易统制政策。同时向全县倾销日本商品,抢购本地的棉花、稻谷、油料等供应日军,还在全县各地设立售吸所供售鸦片。由于日军和汪伪政府严格控制战略物质,对粮食、食盐控制更严,致使市场物价暴涨,全县商户大减,或歇业倒闭,或撤离县境,避居他乡。唯有革命根据地组织的消费合作社,想方设法突破封锁,组织货源,供应苏区急需商品,并对红军烈军属实行优待供应。民国二十一年9月,红军撤离洪湖苏区,消费合作社自行解体。
4.滞后的教育。本志在“卷二十一 教育”分为六个板块并列分别记述:一、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二、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三、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四、监沔县的教育;五、中共驻监利教育;六、汪伪政府时期的教育。
北洋政府时期,开初改学堂为国民学校,推行义务教育。民国二年创办县立女子模范国民学校,农业小学校和乙种工业学校。民国四年创办县立初级中学。国民政府时期,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年,因战事和水灾,两年学校停办,民国二十一年才陆续恢复开学。其时,监利教育在鄂西23县中居第十位。民国二十二年,省教育厅派员视察监利,查出截留教育经费的弊端,撤换县教育局长。民国三十二年到三十四年8月,全县被日军侵占,原有学校停办。汪伪县政府在其所建的学校推行奴化主义教育,强行开设日语课。革命根据地除了让少年儿童在正规学校接受教育外,还开设培训班和贫民学校,让干部和广大贫苦农民都能受到教育。
5.落后的卫生。本志在“卷二十二 卫生”中分三个板块并列分别记述: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卫生;二、国民政府时期的卫生;三、革命根据地的卫生。
北洋政府时期之初,监利无官办医疗机构。卫生事业由民政、警察部门办理。民国元年,瑞典基督教协进会传教士在县城开办瑞华医院,是为西医传入监利之始。国民县政府在民国二十五年在周老嘴成立(丙种)戒烟院,县内始有官办医疗管理机构雏形。民国三十四年9月,省卫生处批准成立监利县乙种卫生院,民国三十六年升为甲种卫生院,县内始有公立医院。此时,民间中医药店和西医私人诊所逐年增多。革命根据地创办红色医院和诊所有10多处,专为部队和百姓疗伤治病。日军侵占监利两年多时间内,史料无卫生情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