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静轩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在1925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纺织工人二月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英勇积极,不怕牺牲。中共上海区委称赞他是一个“有肝胆、有煽动与领导工人群众的能力,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难得的工人领袖”。
陶静轩,又名鑫元、静仙、经轩。1890年出生于湖北江陵县白马寺陶家嘴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世代为农。父母生有他和弟弟,全家4口人,只有几亩薄田。陶家嘴地处湖边,涝灾不断。家里单靠种地收入尚不足以维持生活,必须兼以捕鱼、挖野塘藕和打零工为生。陶静轩7岁时,父母为了让他能够认识几个字,往后不受人欺,节衣缩食,送他进村中的私塾读书。陶静轩入学以后,勤奋好学,颇得塾师陶玉山赞许。几年后,因父母先后去世,家庭生活发生困难,被迫辍学,和弟弟陶清远一起在家干农活,挑起了生活重担。
1910年,陶静轩20岁,长得肩阔腰圆,身材高大,在陶家嘴庄稼汉中是种地、捕鱼、踩藕的一把好手。后因误伤人命,离开家乡。
陶静轩先在外面靠打零工谋生,后来为了找一个稳定的栖身之处,进荆郡陆军学堂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陶静轩编入北洋16师炮兵营,在营里任文书等职。该师由北洋军阀控制,先归属直系军阀冯国璋,后又隶属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久,国内军阀混战,出身农民的陶静轩十分厌恶行伍生活,于1923年离开军阀部队,辗转来到上海谋生。
陶静轩来到上海后,先在港口码头上当装卸工,后来,经同乡介绍进入沪西小沙渡日商内外棉十五厂当揩车工。10余年的飘泊生涯,磨炼出陶静轩的坚强意志,养成了他粗旷爽朗的性格,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因他干活手脚利索,被厂里提为揩车工的工头。揩车工头可往来于各车间,有机会和工人多接触,所以不久,他就结识了很多工人。
沪西小沙渡一带,日本商人开设有11家纱厂,有几万工人。日本资本家用极残酷的手段压迫剥削中国广大工人群众。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极差,工人生活痛苦,日夜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犹如漫漫黑夜,迫切希望有人能给他们指引光明之路。
1924年4月,党派了李立三、邓中夏、项英在沪西工人比较集中的小沙渡地区,创办了“小沙渡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当时上海教育界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我们党就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公开在沪西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团结工人,教育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纱厂中的陶静轩、顾正红、刘贯之等工人,是补习学校第一批学员。他们学习非常认真,不仅学到了文化,更重要的是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陶静轩自参加补习学校学习后,眼界大开,好比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从此,他常去劝说工友到补习学校听课,使工友们逐渐懂得了自己为什么被剥削、受压迫的道理,学习的劲头很大。学员人数也逐渐增多,革命的要求,逐渐在工人思想深处萌动。因此,党决定在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由项英负责在沪西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陶静轩积极参加了筹建工作。同年9月1日,“沪西工友俱乐部”宣告成立,到会工友30余人,项英当选为俱乐部委员长,陶静轩当选为交际委员。党通过工友俱乐部的活动,用通俗易懂的道理,向听课工友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来工友俱乐部讲课或演说的,有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杨之华、刘华等。他们上课、讲演、宣传,结合工人的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明白,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工人们把接受党的教育,称之为“到俱乐部听道理去!”后来,同兴纱厂、内外棉三厂、四厂、九厂、十五厂等纱厂,相继成立了俱乐部,会员发展到近两千人。
党为了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培养和发展革命力量,指示项英从俱乐部积极分子中挑选陶静轩等一批骨干,在实际工作中给以锻炼培养,使他们很快成为上海产业工人中的共产党员。
陶静轩入党后,对工友俱乐部的工作愈加勤奋,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原来工作中的火爆性子和急躁情绪,也有所克服。后来项英调离沪西,陶静轩即任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之一,他紧紧依靠上级党的领导,在沪西工友俱乐部中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从此,在沪西小沙渡很多日商办的棉纱厂都有了共产党员,党组织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活动,把沪西各纱厂大部分工人,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当时,各工厂的工人们为了彼此照顾,维护自身利益,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常以同乡关系结成“同乡会”,或什么“帮”。内外棉十五厂就有“安徽帮”、“湖北帮”、“苏北帮”等等。为了团结工人,有利于对敌斗争,陶静轩利用揩车工头的身份,有目的地结识各帮派带头人,启发他们说:“穷哥们要像绳子一样拧结在一起,否则只好听东洋老板宰割!”他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做各帮之间的工作,建议各帮统一在一起。大家公推陶静轩为召集人,陶静轩看到时机成熟,就把各帮派的带头人召集在工厂后面戚家村的小庙里,结拜为兄弟,大家称他为陶大哥。从此工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后来在1925年二月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内外棉十五厂的工人表现得很积极,这和陶静轩当时在厂里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925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厂主殴打粗纱间女工,无理开除粗纱间一批男工。4日,厂方竟勾结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6人,妄图横蛮镇压。工人见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全厂工人就奋起罢工。罢工斗争的口号响亮,旗帜鲜明,但八厂的日本资本家串通内外棉各纱厂,对工厂压榨愈甚,防范工人愈严。为了打击日商的嚣张气焰,党决定发动上海全市日商纱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及时加强了对内外棉八厂罢工的领导。联合沪西各日商纱厂的工友俱乐部,组织了罢工委员会。陶静轩是罢工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深入各厂,对沪西日商纱厂工人进行了紧张的发动和组织工作。2月9日下午4点,日夜班交班之际,一片怒吼声中,沪西日商各纱厂的工人涌出厂门,向潭子湾荒地冲去,这时荒场上用竹竿高高地竖立着一条十分醒目的“反对东洋人打人!”的白布黑字长幅标语,随风摇曳,似在激励工人们的斗志。一时间,人山人海,“不准日本资本家打人”、“释放被逮捕的工人代表”、“不准无故开除工人”、“中国工人团结起来”、“不达目的誓不复工”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被长久压榨得喘不过气来的贫苦工人,和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一道,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横蛮欺压中国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总同盟罢工先后持续了20余天。参加罢工的有沪西所有日商办的11个工厂,罢工工人达3万余人。不几天,罢工又从沪西扩大到沪东。至此,日商在沪开设的所有工厂都不能开工,损失惨重,狠狠地打击了日本资本家,迫使厂方接受了工人们的要求,罢工取得了伟大胜利。这就是著名的“上海纺织工人二月大罢工”。
由于二月大罢工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信心。3月12日,李立三召集日商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陶静轩等负责人和各基层工会负责人20多人,在工友俱乐部开会,讨论筹建纱厂总工会。会上推选筹备会负责人员,陶静轩是筹委会成员之一。会后,陶静轩等分头到各厂宣传发动,登记会员,前后不到10天,小沙渡、杨树浦、曹家渡3个地区就登记了两万多人。到4月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绝大部分参加了工会。
二月罢工胜利后,陶静轩随同项英等同志,代表上海工人参加了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杀害顾正红。这一事件激起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的怒潮。5月16日,刘华、陶静轩等及时通过内外棉各基层工会,发动数万工人罢工。罢工工人发表罢工宣言,要求惩办凶手,不准日本资本家打骂中国工人。17日,纱厂总工会为了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和宣传,委任陶静轩、刘贯之为外交负责人。当天,陶静轩、刘贯之两人代表内外棉纱厂数万名工人会见北洋军阀政府交涉署的交涉使陈世杰,递交了由陶静轩、刘贯之署名的《为日人惨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呈交涉使文》,并以传单形式在全市散发,控诉日本资本家的暴行,公布中国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惨状,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承认工会等要求。为了扩大影响,陶静轩四处奔走,曾亲去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等处,呼吁援助,共伸正义。
5月18日,陶静轩和工人代表、死者亲属前往验尸所交涉,领出顾正红烈士遗体,并将烈士棺柩从租界移到潭子湾,事先组织好男女工人整队迎灵,陶静轩沿途带领群众高喊口号:“要行凶的偿命!”“誓死坚持到底!”女工们一见阶级弟兄顾正红烈士的灵枢后,放声大哭,口号声、悲哭声,响成一片,情景至为悲壮。
为了向外界说明惨案真相,20日下午,陶静轩代表纱厂总工会在文治大学,举行上海各报社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详细诉述了这次工潮发生的原委,揭露了日本资本家一贯横蛮无理残酷虐待中国工人和此次惨杀顾正红的真相,痛斥日本资本家的罪行,要求新闻界伸张正义,援助工人斗争。第二天,进步的报刊纷纷撰文报道真相,抗议日本资本家暴行,声援工人斗争。
5月24日,陶静轩和孙良惠、刘华等在潭子湾负责召开了全市规模的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工人、学生、市民等1万余人。会上陶静轩发表了演说,愤怒揭发日本资本家的暴行,并领呼口号:“向凶手讨还血债”、“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顾正红事件发生后,全市人民极为愤慨,不几天,就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为了便于公开领导工人运动,党派李立三等人负责组织上海总工会,推定李立三、杨之华、刘华、陶静轩等10多人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并被选为执行委员。总工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五卅运动”的迅猛发展。
“五卅运动”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改为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刘华兼主任,陶静轩兼任组织部长。
1925年9月18日,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工人运动,封闭上海总工会,通缉总工会负责人。陶静轩和刘华等转入地下,秘密领导全市工人坚持斗争。同年11月,刘华不幸被捕,惨遭杀害。陶静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挑起了第四办事处的领导重担,继续开展和领导工人运动。
“五州运动”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政府,猖狂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1926年5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为了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通知各级党组织,紧急部署“五州惨案”一周年纪念活动。陶静轩等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进行筹备。28日,他代表上海总工会出席了党负责召开的“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委员会,会上陶静轩被推举为烈士公墓奠基礼4人主席团成员之一。29日,在闸北方家木桥北面,召开了盛大的“五卅烈士公墓奠基典礼”。会上,陶静轩代表总工会宣读祭文,并与各界代表杨杏佛等相继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号召各界人士“继烈士未竟之志,以谋国家之独立自由”。最后,他大声疾呼:“不要忘了我们的刘华!”“我们要为刘华报仇!”30日,以工人、学生为主体的各界群众,不顾反动军警的阻挠,在华界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五卅”周年纪念大会,陶静轩为大会总指挥,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陶静轩胸佩大会总指挥缎带,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慷慨激昂,毫无畏惧。一路上群情振奋,人众势大,反动军警未敢贸然侵犯,又一次显示了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大涨了革命气势。通过几次斗争,也充分表现了陶静轩对敌斗争的胆识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1926年7月,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向上海进军,盘据浙江、江苏的反动军阀部队,调兵遣将,妄图作垂死挣扎。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积极做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会议决议,要求做好上海各阶层的统战联络工作,集中力量打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反动势力。还决定在赶走北洋军阀后,派工人代表参加维持上海秩序的临时机构“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并推定汪寿华和陶静轩两人为工人代表。同时,由于陶静轩是总工会执行委员,他又在码头工作过,有一定群众基础,决定派陶静轩深入码头,负责组织码头工人纠察队,陶静轩还兼任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从而使码头工人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具有一定战斗力的生力军。
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陶静轩担任码头工人纠察队总指挥,负责发动起义,起义时间定为24日凌晨,但23日深夜,起义总指挥部突然获悉在浙江反正的夏超部队已受阻于嘉兴,无法如期进抵上海郊县时,马上决定暂缓起义,但时已半夜,这一临时决定来不及通知离指挥部较远的起义点,因而浦东的陶静轩也没接到暂缓起义的通知。当时陶静轩仍按原定计划,积极进行准备,集中码头工人纠察队130多人,携带20支勃朗宁手抢,少数手榴弹,准备袭击反动军阀政府的第三区警察署。24日凌晨,陶静轩召集纠察队干部在吴家厅胡鹤云家布置起义,会址遭三区警察署警察包围搜查,起义传单被查出,陶静轩等遭拘捕。陶静轩等被拘捕后,敌人尚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党发动各界积极进行营救。不幸,当三区警察署将陶静轩等移解至南市警察厅时,被叛徒所指认,党和各界的营救活动归于无效。当敌人知道陶静轩是工运主要骨干后,妄图从他口中侦知共产党和工运的内部情况。敌人对陶静轩百般利诱威逼乃至严刑拷打,均告失败。恼羞成怒的军阀走卒、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见软硬都无法取得口供,想借杀死共产党员、工运骨干来镇压工人运动,下令将陶静轩处以极刑。1926年11月16日,陶静轩被押赴刑场,一路上,他慷慨激昂地向沿路群众和行刑士兵控诉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罪行。临刑前他面西而立,深情而豪壮地说:“我长在沪西,死也要面向沪西的工人兄弟。”表现了他对沪西工人深厚的阶级感情。牺牲时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