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学赐,公安县三星垸(现南平镇龙门村)人。1900年6月出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兄弟3人,樊学赐居长。他从小热爱劳动,为人刚直,有胆有识,见义勇为,素为乡里所推崇。
三星垸位于公安县西南边陲,与湖南澧县、安乡接壤,俗称“三不管”的地方,素为土匪出没聚散之处。1925年大旱成灾,土匪蜂起。巨匪杨万生,诨名“杨婆婆”,纠合几十个匪徒,有枪30多支,并和其他土匪勾结,公开抢劫杀人,到处骚扰,无恶不作,且手段极其残暴。一天晚上他们出发作案,三星垸一个年仅10岁的小孩杨济云听到门外杂沓的脚步声开门看了一下,次日土匪即将小孩父亲抓去,家里出了6担籽花才赎回。这年9月,一股土匪在郭家拐捉去了龚道乾的儿子,接着又要把龚全家赶到湖里淹死,乡邻闻讯及时成群赶到,龚家才幸免于难。这股匪徒仍不肯罢手,竟于第二天出动数十人明火执杖前来“洗村”(未逞)。由于匪患严重,群众不敢回家,三星垸遍地棉花无人摘,满田稻谷无人收,附近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匪的威胁,以致路断人稀,一派荒凉。旧区乡政权腐败无能,根本无力改变这种骚乱状况。樊学赐富有正义感,人又精干,对土匪肆虐非常气愤,群众推举他当甲董,他慨然应允。
樊学赐初任甲董,就同团防局长周荣谷一道,杀了附近的龙明礼、易法万等一批土匪头子,初步打开了局面。10月,三星垸设立清乡局,周荣谷任局长,邱正中、樊学赐任副局长,一次,樊等计划诱杀“杨婆婆”,不料杨匪非常奸诈,没有上钩。周荣谷等人怕土匪报复,均以各种借口退缩了,把局长推给了樊学赐。樊整顿了清乡局,物色到年轻能干的欧阳传浩和龚道乾,任命他2人为副局长,并接管了区里6支枪,又向大户派款买了20多支长枪,清乡局面貌大为改观,到1926年冬,便成为一支拥有100多人和四五十支枪的武装队伍。这也是后来建立与发展公安革命武装力量的基本队伍之一。
1926年下半年,共产党员覃济川、刘煊等人正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筹建革命组织和准备迎接北伐军的活动,他们了解到樊学赐领导的这支武装不仅力量雄厚,成员素质好,而且专打土匪,不欺压群众,与一般清乡局大不相同,就主动联络他,发动他开展农民运动,他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当时北伐军经过公安,发现樊学赐清匪努力,思想倾向革命,便送给他8支快枪,使他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年底,他在龙门寺设立了枪械修理所,聘请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工的熊光明等4人制造鸟枪和独子枪,修理损坏的枪支。
1926年9月,国民党公安县临时县党部成立后,樊接受县党部覃济川等人的领导,积极开展以除土匪、反对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运动。樊首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剿匪,10月13日联络湖南澧县北三区邹资生,对土匪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这天夜半,当当当的锣声,响起了“挑团”的信号,清乡队员、农协会员和农民群众1000多人手执大刀、梭标,高举火把,在从郑公渡到五区花月洲长达20多里的战线上铺开了,对土匪进行拉网式包围,然后步步紧缩包围圈,喊声四起,杀声震天,一夜之间处决了一批罪恶昭著的土匪,救出了不少被掠去的老人和小孩,老百姓拍手称快,两省三县交界的三星垸一带自此稍安,初步显示了樊学赐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他的声威也震动了四乡。樊学赐清匪能获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主要是由于他勇敢果断,身先士卒。一次,他率部在澧安垸清匪,计划在尖刀咀上船,不料大批土匪突袭而来,他当机立断,让部队乘船先撤,他一人在河岸上堵击土匪,直到部队走远他才离开。过去清匪经费全向穷苦百姓摊派,他的清乡费用则按田亩和商家资本多少合理负担,主要是供给持枪士兵的伙食和每人每月4元的薪饷。樊部有队员300多人、枪100余支,但他平时只挑选40多人,由他与龚道乾率领分驻郑公渡和郭家拐两地,其余人员除每月用两三天时间集中操练外,平时在家种田,有战斗任务时再召集起来。这种寓兵于农的作法,不仅大大缩减了军费开支,减轻了群众负担,而且保证了部队的给养,有利于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保持部队的旺盛斗志,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1927年1月,为适应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由樊学赐主持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军事民主政权组织即二区除暴安良委员会,樊先负责武装,后任主任。成立大会那天,四乡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举行盛大的庆祝,在全县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不久,其他7个区都相继成立了除暴安良委员会。3月,全县农民运动进入高潮,二区成立了农民协会,樊积极地配合农协行动,镇压了在杨家垱占地400多亩的土豪余师伯。4月,四区魏玉阶在章田寺领导成立乡农协,樊为了给该农协壮大声势,亲率全区武装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300多人的队伍在高举着镰刀斧头红旗的前导下,扛枪的战土走在前头,后面紧跟着肩背梭标马刀的土兵,队伍着一色青布制服,威武雄壮地经过杉木桥和猴子店等地,还在章田寺镇压了劣绅胡庆安。樊还率领队伍到二区邻近的黄金堤、淤泥湖、维新垸和安乡县焦圻等地清匪,有力地支持了各地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他的队伍也在清匪过程中得到了锻炼。
同年五六月间,军阀杨森率川军东下清党,所属两部在公安自相火并,其一部向三星垸一带溃退,樊将部队埋伏在沿河两岸,溃兵经新剅口到达拖船埠河边时,伏兵四起,打死敌兵上百人,缴枪70余支。至此,樊部发展成为有200多支枪的武装,成为公安实力最雄厚的一支革命武装。安乡巨匪张玉龙有枪200余支、匪众300多人,长期在安乡,澧县、公安边境骚扰,当时有民谣说:“天见他昏昏沉沉、地见他草木不生;官老爷见了他兄弟相称,老百姓见了他有死无生。”不仅反映他为害之烈,也说明他和反动政府勾结很紧。官匪一家,严重威胁农民运动的开展,樊便决心除掉他。6月的一天,他率领二区和五区的农民自卫队,并联合湖南邹资生等农民武装共600多人,在瓦窑河集中,分3路进攻张玉龙盘踞的老巢焦圻,打散了匪部。至此,二区的武装和五区的陕传科、六区的杨荣祥及澧县的邹资生等部从团结一致共同剿匪的斗争中渐渐趋于革命的联合,形成了公(安),澧(县)、安(乡)三县边界震慑反动势力的联防。
7月,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已经明朗化,形势对革命势力极为不利。湖北省农协特派员、公安县农协委员长覃济川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决定把各区分散的力量集中,与反动势力进行长期斗争。以樊、杨(荣祥)两部武装为基础,成立了公安县人民自卫团,樊任团长,杨任副团长,下设8个大队,有3000余人、500多支枪。这是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鄂西地区保留实力最强的一支农民武装。
县人民自卫团成立后,在樊学赐的领导下,首先围歼了五区叛匪刘祖丰。刘原为五区一带匪首,有枪30余支,在农运高潮中,慑于除暴安良委员会的威力,接受改编并担任队长。后夏斗寅部之夏天明团犯境,配合反动团防向革命势力进攻时,刘祖丰匪性不改,在沙口市叛变投靠土豪,积极充当引线,偷取五大队埋藏的部分武器,大肆捕杀“赤化党”,进而迫害革命家属。7月下旬,樊率自卫团二大队和五大队,联合澧县邹资生部共300余人在甘家厂集中,樊、邹和陕(传科)各率所部分3路从胡家厂、杨家厂、大门市方向包围沙口市。这时刘祖丰闻讯率部逃窜黄山头,樊立即分水陆两路追至黄山头,攻进了敌人盘踞的落复垸,消灭了匪部,击毙五区团防大队长邱才和,活捉并处决了刘祖丰,救出了敌人未及杀害的革命家属。这是自卫团成立后旗开得胜的首次战斗,给予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党的“八·七”会议通过了湘、鄂、赣、粤4省暴动计划。公安因为武装力量较强、农运基础较好,因而被定为鄂西暴动的重点县。9月初,在省委农运部长任旭的主持下,在公安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公安县人民自卫团在农协的配合下举行秋收暴动,攻打江陵重镇弥陀寺,打倒大资本家兼大土豪卞永丰,消灭保商团。樊被任命为暴动左路军事指挥。会后,经邹资生介绍,樊学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卞永丰(业主卞志高,又名卞卜哉)有田1.2万多亩,流动资金120多万银元,仅弥陀寺有房屋42栋,还在沙市、武汉、上海等地置有房产并经商。卞志高次子卞伯涛任区团总(1927年被农协镇压)。以卞志高为首,和兴隆敦(业主谭洪清,有田5000多亩,资金8万银元)、邓义顺(业主邓礼成,有田7000多亩,资金20万银元)合称为弥陀寺“三大家”。特别是卞志高,开商号、开当铺、私人发行钞票、买空卖空、巧取豪夺、重利盘剥,卞家的地租,比一般地主每亩多收2斗。对交不出租和还不起债的穷人,常被卞家关在私设的黄桶牢里。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卞家佃农起来抗租,一次就被保商团残杀了十几人。所以鄂西秋收暴动选定以弥陀寺为目标,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心愿。
暴动前夕,弥陀寺敌人已处在惊惶慌乱之中,早在半月前,卞家保商团获悉公安人民自卫团将攻打弥陀寺的风声之后,当即修整了护城河,构筑了碉堡,在镇周五个要道口设置了栅子门,每道栅子门各配两支步枪和两把马刀守卫,天刚黄昏,禁止通行,戒备森严。9月20日暴动开始,樊学赐和邹资生部队伍占领了公安县城。22日,樊学赐和杨荣祥分头率部沿虎渡河东西两岸向弥陀寺挺进。23日拂晓,大雾弥漫,暴动队伍借助浓雾的掩护,迅速向镇边靠近,突然发起总攻。刹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保商团团丁惊惶失措,虚放了几枪,便向虎渡河入口处之太平口逃去。樊、杨率部占领了弥陀寺,没收了卞永丰等大商号的财产,放出了关在“黄桶牢”里的穷人。暴动队还在街头巷尾张贴标语、宣传演说,一时“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为死难农友复仇”等口号响彻弥陀寺全镇。当天下午,暴动队伍胜利撤离弥陀寺,这时保商团请来的沙市反动军队郑华堂部乘船赶至弥陀寺,远望浩浩荡荡的暴动队伍,连岸都不敢靠就掉头跑了,只有保商团团丁在部队后面放了几排空枪。暴动中,樊严格执行“非土豪劣绅不准捕捉,非当场顽抗的敌人不准捕杀”的暴动纪律。当时抓到了卞志高之弟卞家训,居民都证明他一贯从事商业,从未作恶,樊即将其释放。在50多年以后,卞家训的后人提起这一往事,还一致赞扬樊学赐严格执行政策的好作风。弥陀寺暴动胜利,使湘鄂两省的反动派大为震惊,驻宜昌的鲁涤平部第三十七团和教导团从沙市、弥陀寺一线向公安进逼,湖南门炳岳师开到王家场、永镇河一带夹击公安,情势十分危急,公安县党组织奉命带领武装向湘鄂川边转移。由于樊在从事武装斗争的经历中没有受过大的挫折,轻敌情绪有所滋长,加之此时又没认识到敌情的严重性,丧失了必要的警惕;且其部属的家乡观念浓厚,因而不仅没有应变的准备,反而在郑公渡搭台唱戏,庆祝秋收暴动的胜利。当敌三十七团于10月下旬迫近郑公渡时,樊才勿匆集结队伍向松桃垸转移,在松桃垸被门炳岳师一个团和津市保安团打散。混乱中樊学赐带两名护兵慌忙出走,隐蔽到澧县澧安垸朋友郑朋久家。这员革命虎将,终被多年以“老庚”相待的“好友”出卖。当樊到顺林驿参加妹妹婚礼时,被郑朋久带人捉住,先送至公安五区大土豪邹仲平处,后解到县城监狱关押。
1928年冬的一天,公安县城南平阴风惨惨,日色无光,国民党县政府召集有各区、乡、保长参加的会审大会,反动县长高振铎亲自审问。当高污蔑樊为土匪时,樊理直气壮地反驳:“我是土匪,你就更是土匪……”当最后宣判他的死刑,剥光他的上衣,五花大绑押往西门外时,他镇定自若地说:“我只以为会被土匪杀死,想不到死在你们手里。”28岁的樊学赐死得异常悲壮,残暴的敌人不仅把他的头割下来到各地示众,并开胸剖腹挖出心肝,还不准家属收尸。后来天星垸的几位老人出于对他的感激和尊敬,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残缺的尸体偷运回来掩埋在他的出生地樊家台。樊学赐的名字则深深地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樊学赐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他短暂的革命历程中,一直都是从事武装斗争。在“中国的革命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樊对公安和鄂西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