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荆沙的进步青年和学生,在中共荆沙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成立了十几个救亡团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生”、“黎明”两个剧社。
“新生”剧社是在王明鼎、王枫等组织的读书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长陈星芒是中共党员,抗战爆发前由宜昌到沙市隐蔽,任教于鄂中小学。剧社成员有王枫、彭祥麟、钱达椿、陈明、胡传孝、谭鑫邦、章洛、刘明德、陈克东等人。“黎明”剧社由余鸣籁、唐杰、李梅等发起,负责人是余鸣籁。主要成员有黎竞平、陈钟芝、冀昌茂、王遇璋、朱梦云、吴德钟等人。
“新生”、“黎明”剧社成立后,一开始就抓住了一致抗日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宗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中心。荆沙地下党支部组织和参与了“新生”、“黎明”剧社的抗日救亡活动,指导和影响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之沿着抗日、团结、进步的正确道路前进,从而使“新生”、“黎明”两个剧社成为荆沙地区党领导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
“新生”、“黎明”两个剧社成立后,按照中央“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一切愿意抗日,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总方针,利用各种形式,把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到广大城镇和乡村,深入到各阶层中去,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强大的抗日救国的群众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形成了以救亡团体为骨干、以救亡书刊为导向、以救亡活动为内容的三位一体的运动特点。
“新生”、“黎明”剧社组织了读书会,利用“读书会”的形式,联络、集聚进步力量和加强演员的自身思想建设。为了宣传抗日,扩大影响,“新生”、“黎明”剧社设法将《群众》、《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散发出去,宣传抗战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还到城内从事宣传活动。在沙市最为繁华的中山路、中山公园等处开辟宣传专栏,举办大型壁报、张贴标语,揭露日军烧杀奸掳的罪行,斥责国民党的投降妥协行为,宣传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们还积极推销《荆沙民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新生”、“黎明”剧社的活动方式很灵活,时分时聚,除了集体演戏外,还有单独的行动,他们深入到工厂、街道,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散发各种抗日救亡的传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通过文艺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种形式较为广泛,亦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生”、“黎明”剧社从成立一开始,就决定用政治宣传、文艺演出去唤起民众。宣传方式多种多样,有街头演讲、抗日战争形势报告会、演剧、唱歌,还有化妆宣传,揭露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文艺演出以公演话剧为主。主要节目有:《九一八以来》、《三江好》、《林中口哨》、《最后一计》、《大井村》、《烙痕》等。他们无论是在街头、剧场,还是在工厂、农村,都十分严肃认真地演出,广大观众称赞这些短剧是抽向日军和汉奸的鞭子,是动员民众的号角。
“新生”、“黎明”剧社经常深入到街头、农村、工厂、作坊、河堤等群众集中处。每到一地,除了演出,还要深入群众组织歌咏活动,教群众学唱抗战歌曲。剧社所到之处,抗日歌咏活动就蓬勃兴起,《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男女老少都会唱。通过各种文娱宣传活动,打破了荆沙地区的沉闷空气,“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到处可以听见,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充满了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
“新生”、“黎明”剧社初期,人员比较复杂。有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包括中学生、失学青年、小学教员、店员,这是大多数。也有赶时髦进来的,想借机谈情说爱的公子、小姐,还有几个人,是国民党安插进来搞特务活动的。就“新生”、“黎明”人员组成来看,进步力量仍是多数,一直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工作的。
同年10月,“新生”剧社与沙市大剧院经理协商,待正戏演完后,由“新生”剧社接演一场抗战话剧《林中口哨》。经理答应了,并向观众做了预告。正戏演完后,经理却突然变卦,宣布话剧不演了。这时早已化妆等候出场的剧社成员,强行拉开幕布,唱起救亡歌曲。台下观众被剧社成员的行动所激动,齐声应合起来。经理见这阵势,急忙上台阻止。剧社成员质问经理“反对演抗战话剧,居心何在?”观众在台下发出了“打倒汉奸”的怒吼声。几个年轻的观众索性跳上舞台,痛打了经理一顿。见势不妙,经理只好赔礼道歉,宣布继续演出。
“剧场事件”后,“新生”剧社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指使流氓、地痞寻机捣乱剧社活动,盯梢、跟踪女社员,甚至公开加害。在这种情况下,社内开始分化,有些公子、小姐本来就不是真正来搞抗日救亡工作的,风险一来,就悄悄溜了。进步青年则更坚定,劲头更大了,意志更加坚定了。人员虽然减少了一些,剧社却更加成熟了,工作更加深入了。他们坚持走向工厂、农村演出,到码头工人集聚的茶馆教唱歌、教识字,讲革命道理,组织积极分子办夜校,不断拓开新的抗日宣传渠道。
不久,国民党加紧了对“新生”、“黎明”剧社的迫害。“新生”、“黎明”剧社根据形势的变化,着重抓了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工作,以开办各种夜校的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提高工农群众知识水平、政策能力和思想觉悟。冀昌茂在郊区办了“农民夜校”;王遇璋在“树人”小学办了“店员夜校”;还有几个同志在“鄂中”小学办了“工人夜校”。
在荆沙党组织的领导下,两个剧社的活动卓有成效。1938年元旦,“新生”、“黎明”两个剧社在沙市中山公园纪念堂联合公演《九一八以来》、《三江好》、《最后一计》》、《烙痕》、《蜕变》等抗日话剧,充分显示出荆沙抗日救亡团体的实力,鼓舞了荆沙人民的抗战士气,推动了荆沙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
1938年4月,沙市抗敌后援会在沙市体育场召开荆沙各界群众大会,隆重庆祝“台儿庄大捷”,“新生”、“黎明”剧社组织全体社员参加。共产党员彭祥林、王遇璋等人先后登台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抗战,反对卖国贼。他们以雄辩的事实和满腔的激情,博得了台下群众雷鸣般的掌声。
1938年春起,“新生”、“黎明”剧社积极与来沙市宣传抗日的团体平津战区学生移动剧团、北平学生流动剧团,以及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敌流动宣传队汉剧宣传二队、汉剧宣传六队、问艺楚剧宣传二队、京剧宣传队等密切配合,互相切磋,或分头演出,或联合公演,有力地推动了荆沙的抗日救亡运动。
“新生”、“黎明”剧社社员通过和工农的接触看到了工农群众中蕴藏着伟大力量,更坚定了抗日救国的意志,认识到只有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能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同时也只有走向社会,深入基层,宣传和发动工农群众,中国的民族解放才能最后取得胜利。基于这种认识,“新生”、“黎明”剧社的抗日宣传和思想发动,不仅仅只动员城镇市民,而是扩大到全荆沙地区,深入到工农大众之中。
“新生”、“黎明”剧社把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江陵的郝穴、普济、沙岗、岑河以及公安的南平、闸口等地,组织和发动乡镇的救亡运动,直接向工农大众灌输抗日救亡思想,使以荆沙城区为重点的抗日救亡运动,向农村纵深发展。“新生”、“黎明”剧社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热血沸腾,表现了中国人民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
1938年5月,国民党沙市民众运动指导专员公署下令强行解散了“新生”、“黎明”两个剧社。
“新生”、“黎明”剧社在抗日救亡活动中,使不少青年学生在实际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逐步走上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与革命武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为抗日战争造就了一批革命干部。
“新生”、“黎明” 剧社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两个剧社在荆沙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使处于大后方的荆沙人民迅速觉醒,为荆沙地区抗战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唤起荆沙人民的抗日觉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青年学生,在党的教育下,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锻炼得更加坚强,进步得更快,多数发展成党员,党组织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批青年学生,有的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还战斗在各条战线,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所重托的各项战斗任务,其中不少人在战争时期建国后已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领导干部,为祖国为人民继续作新的贡献。陈钟万:1938年春党组织派往黄安七里坪省委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鄂东工作,为建立英山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王枫:1938年春党组织派往黄安七里坪青年训练班学习,后调郑家湾党训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农村合作总社,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在英山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彭祥林:武汉沦陷前夕,受党组织派遣到江陵三湖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王遇璋:武汉沦陷前夕,受党组织派遣到江陵三湖一带发动群众,扩展组织,进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活动,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黎竞平:去了鄂东,参加鄂东地区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后,曾任机械工业部企业管理司司长;陈明:去了天门、汉川,参加天汉湖区抗日游击斗争,解放后,曾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刘明德:去了襄西,参加襄西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章洛、刘明义:参加了“平津学生移动剧团”,去了安徽,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陈克东等人受党组织派遣到江陵三湖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本文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荆州历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江陵人民革命斗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