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被瓦解和消灭的危险。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八七会议前,毛泽东提出“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后,他从中国国情和革命斗争实际出发,又提出要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在创造红色区域、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由城市转入农村的重要思想,中国革命开始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毛泽东提出“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心城市被国民党新军阀严密控制,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人运动被镇压,革命力量急剧减弱,斗争环境十分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是否还要坚持苏联模式,以城市为中心,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和积极支持农民运动。他自1927年1月起,就到湖南各地做了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32天考察工作。2月16日,他致信中共中央,对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改造的问题了。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地歌颂了农民革命的正义性,痛斥党内外一切怀疑和指责农民革命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如何正确领导农民的问题。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有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政策,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组织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
毛泽东的主张遭到中共内部右倾错误代表者的拒绝,致使革命力量不能够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革命再次遭到失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大批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的工农群众,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迅速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提案,但却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根本未交大会讨论。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还是一直坚持斗争。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民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则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只有“上山”,“上山才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准备将来进行更大的斗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先后七次发言,具体阐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他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取缔地主土地所有制;必须“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9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指出:有人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往广州,这是很错误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州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以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州而应上山。”
八七会议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和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以及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纠正了党内忽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严重错误,使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大进了一步,但这次会议并没有完成“找新的革命道路”任务。当时,中共还未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党应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战争,虽然提出了“建立工农革命军”的任务,但又指出它“只能当作工农武装的副力看”,否则就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就会犯“枪杆子主义”的错误;也虽然提出了发动农民起义的任务,但又强调工人应“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城市政府”。中国革命应坚持的新的道路是什么?毛泽东等任重道远,只有在革命实践中继续探索。
二.毛泽东以实践证明理论,率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对涉及起义纲领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
1、湖南秋收起义应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八七会议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可毛泽东在进行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的调查中,了解到“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所以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2、湖南秋收起义要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参加。当时,中共党内普遍认为暴动主要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针对此种观点,毛泽东尖锐指出: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作为骨干参加,暴动通常终归于失败。我们暴动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然而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那是自欺欺人。实践证明只有在枪杆子上去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3、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需要。“八七”会议的决定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村的调查研究,认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
4、应缩小暴动范围。在讨论起义的步骤时,毛泽东指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2]
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先后占领醴陵、浏阳等县,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动军队的阻击,损失十分严重。时在第一线指挥的毛泽东认真分析起义的发展态势,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想夺取长沙等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于是,19日他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应退萍乡”。随后他率部转战千里,到达井冈山地区,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共产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鲜经验,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在新形势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三.毛泽东提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必须建立在创造红色区域、
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基础上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建立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并指出农村革命根据地“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但六大决议还认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武装暴动,主要是中心城市的暴动。因此,准备工作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以城市工人领导乡村农民,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城市,因此,城市工作占重要地位。
六大会议的决议传到井冈山后,毛泽东执行了决议的正确部分,并在实践上解决了大会所未解决或未曾正确解决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3],和1928年11月25日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4]中,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特点,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以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的存在,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广泛存在,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条件;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了深厚的阶级基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和相互间的斗争又加剧了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政治上的军阀割据局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缝隙;中国又是一个大国,革命力量有广泛的回旋余地。上述这些中国的特殊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二,国民革命的影响。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往往是国民革命时期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发动起来过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亦将推动红色政权的持续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和各项政策的正确执行。这些就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5]。
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武装斗争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建立革命根据地则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毛泽东还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关于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起义军在三湾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毛泽东即主张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同时还制定了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建设进一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四.毛泽东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1928年5月、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对于中国农村区域小块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论证,给从事农村武装斗争的同志以重要的理论武器。但是,毛泽东这时还没有提出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随后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并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和总结,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和《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中,具体阐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指出:红色政权的建立和红军的创造与扩大是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主要条件,在“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努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他又提出了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解决党和红军在远离中心城市和无产阶级成分较少的情况下也能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问题,从而为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继续阐述了这种思想。文中指出:“这种全国范围内、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实情不适合的”[6] 。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在发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仅可行,而且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而如果离开农村根据地去“游击”,则只能遭到挫折。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观点,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7]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8] 。毛泽东在总结各地红军、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基础上,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这样,毛泽东就指明了革命力量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击败,短期内无法在城市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敌人,并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锻炼、积累、发展革命的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直到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变成敌小我大、敌弱我强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2]《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4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该决议的第一部分。
[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