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这个工作中心,李先念从湖北实际出发,在领导各项社会政治改革运动的同时,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中心环节,把湖北人民在获得翻身解放后所爆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到生产和建设事业上来。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把一个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旧湖北逐步改变成一个百业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湖北,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李先念在建国初期领导湖北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经验,对于我们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恢复和发展湖北经济必须重视农村经济,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建国初期,湖北农业生产与农村副业生产约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90%左右,农业占湖北经济比重很大。但由于战争的破坏,农业生产水平却很低下。与抗战前1936年相比较,湖北农业生产下降幅度惊人,1949年湖北的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比1936年下降32%、63%、59%,湖北面临着严峻的农业生产恢复任务。根据湖北国民经济比重和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先念指出:“湖北的城市在经济上是脆弱的,多是消费性与商业性的。城市虽有些工业,但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大[①]”,如果农村经济不发展,城市经济是很难繁荣的。“本省经济工作的重点首先在于恢复与发展农村经济,一切经济部门都应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②],明确了湖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要抓的中心环节是农业生产,把恢复和发展农业作为恢复湖北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
湖北是一个多灾的省份,几乎每个年度都有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频繁。灾害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破坏和延缓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制约着农业的发展,自然灾害是影响湖北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防止水患、兴修水利是恢复和发展湖北农业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对此,李先念有非常明确的认识。1950年7月,李先念在湖北省农林工作会上明确指出:“今后本省农业问题是水利问题”。1950年10月,他在《关于湖北省人民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我省首要任务是防止水患,这是我省保持农业生产水平不降低的重要关键”,“就湖北的情况看,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是水利问题”,1951年5月,李先念在全省防汛防旱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做好水利工作,关系全省几千万人的吃饭穿衣,甚至生命问题。这个工作不能只靠水利干部去做,一定要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明确提出把水利工作作为发展农业、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来抓,明确要求全省党政军各部门都要重视水利工作。
在李先念的组织领导下,湖北实行以工代赈,组织农民修复堤防,有计划地进行水利建设。1950年春,湖北省人民政府拨粮2000万公斤,重点对荆江大堤进行了加高培厚。同时修建了浮山堰、松浦渠、松济渠等10多处中小型排灌工程。1952年,湖北遭受大旱,湖北省人民政府拨款,以工代赈,建成麻城大坳水库、孝感金盆浴鲤水库等10多处中小型水库。1952年,在中央的关怀下,李先念组织领导了荆江分洪工程。经过30万军民艰苦奋战,仅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最大的防洪工程,对抗御长江洪水,保障湖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展生产救灾,是恢复和发展湖北农业的重要环节。1949年,江汉地区发生水灾,残破的江汉干堤共发生严重险情946处,虽极力抢险,但仍有13处干堤溃决成灾,仅干堤溃决就淹没农田250多万亩,全部水灾减产11亿斤。加上当年随县、应山等地发生的旱灾,总计受灾田地达到472万亩,人口达316万人。面对1949年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和1950年极度紧张的饥荒,李先念把开展生产救灾工作作为恢复和发展湖北农业的重要环节来抓,他多次主持会议研究对策,派出大批干部分赴灾区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从1949年秋到1950年底,湖北省人民政府共拨款207万元、拨粮500万公斤赈济灾民,帮助灾民克服从事生产所遇到的资金、原料、运输、产品销路等困难。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发放50万元副业折实贷款,商业部门对农副产品的生产者采取先放贷粮食后收购产品,对贩运者采取先贷货物后收款的办法予以扶持。同时,政府还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互帮互济,允许民间自由借贷,融通农村资金,引导私商为农村服务,积极购销。并采用各种办法,打破多年战争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城乡贸易停滞状态,进一步激活农村经济。生产救灾运动的广泛开展,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生产热情普遍高涨。
经过三年的努力,湖北成功地完成了恢复农业经济的目标和任务。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5.3%,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提高,粮食产量747.6万吨,比1949年增长29.31%,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棉花产量12.17万吨,比1949年增长112.12%;油料产量23.34万吨,比1949年增长67.02%;全省财政收入为3.8亿元,国民经济总体水平恢复到建国前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
二.恢复和发展湖北经济必须平抑物价,市场稳定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建国初期,湖北经济工作面临的头一件大事,是稳定金融物价,消除恶性通货膨胀。当时作为投机市场主导力量的官僚资本已经被人民政府没收,但大批的私人投机资本还继续存在,成为影响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问题就不能解决,新生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稳定金融物价,消除恶性通货膨胀,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前提,关系到湖北党组织和政府能否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而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问题。
李先念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财政经济问题,提出要站在政治的高度看待和解决财政经济问题。1949年7月,他主持召开了湖北省财经会议,部署恢复生产、发展贸易、沟通城乡关系、稳定货币、平抑物价等问题,确定了湖北的财政经济工作的任务主要是打击和取缔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确定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1950年,在另一次财经会议上,他又深刻阐述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这不只是财经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坚决贯彻执行统一财政经济制度,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③]。正是基于对财经问题的这种高度重视,从1949年6月到1950年春,为了稳定市场、平抑物价,李先念按照经济工作的特点,采取了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相结合,以经济措施为主的方针,在湖北各地同投机资本家连续进行了二个回合的较量。
首先,打击金融投机资本。在旧中国,由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投机倒把就成为官僚资产阶级追逐暴利、掠夺财富的主要办法。币制的不稳,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于是滋生了一批专门从事金银买卖的投机分子。他们以银行钱庄为据点,专门以倒卖金银为业,兴风作浪,扰乱市场,常常成为物价波动的先导。解放后,他们不顾人民政府的警告,利用国家物资短缺和人民币立足未稳的机会,继续进行金银投机活动,使金银黑市价一日三涨。这种资产阶级的金融投机主要在大城市,在湖北主要是武汉。5月下旬,武汉市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急剧上涨,最高时曾达1:1250元,粮、棉、盐、纱、布等主要商品价格亦随之上涨37—43%。此后,上海、湖南等地不法商人到汉收购银元,银元黑市价格曾猛涨至2850元的比价。一月之内,武汉市物价上涨近4倍,周边黄冈、孝感、沔阳等地物价亦随之暴涨。人民惊惶,社会动荡。
李先念决定重点打击投机资本,严格实行金融管理。6月19日,经他审定签批,中共湖北省委发出了禁用银元、稳定金融、平抑物价的指示。22日,李先念又同谭政、陶铸、聂洪钧、王任重等共同签发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银元流通和取缔银元买卖的联合布告》,要求各地采取紧急措施,禁止金银私下买卖,规定金银只准保存,不准流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
根据指示,湖北省各级人民政府开始整顿票据交易所和汇兑交易所,在城乡掀起拒用银元的群众性运动,由国家银行收购银元。各级公安部门,大力查封和取缔地下钱庄,逮捕法办了300多名金银贩子。李先念等还想方设法,从外地调拨了100万枚银元投放湖北各地市场,打击银元黑市价格。当国家银行抛出银元38万元时,银元黑市开始崩溃,从此人民币在湖北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物价迅速回落。
其次,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银元风潮被挫败后,投机资本家又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上,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捣乱市场,在全省范围内先后掀起了三次物价大涨风,使原已跌落的棉纱、棉布、食盐、食油等主要商品价格迅速上涨了4倍。为了反击投机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李先念的亲自主持下,全省统一部署开展反击行动。
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大批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调往湖北;一方面派出工作队,分赴农村动员和组织商贩贩运粮、棉、油及各种山货,供应武汉、沙市、宜昌等城市,并亲赴天门、京山组织物资调运。同时,他还派出各国营公司,从华北等地贩回大批物资,调运到城市集中储存,以备不虞。7月前后,当武汉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武汉市政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平价集中抛售了3000多吨粮食以及大量棉、纱、布、食油、煤炭等物资,促使物价回落。在1949年11月和1950年2月全省物价上涨达到巅峰之时,政府又集中抛售了近5000吨粮食及其他大量生活用品。同时紧缩银根,使投机商资金吃紧。这些措施,致使投机资本损失惨重,大批专做投机买卖的钱庄和金银首饰店、纱号、保险公司倒闭。至1950年3月,湖北各地的物价逐渐平稳下来。
李先念同投机资本的较量,从整顿金融到控制产品市场,从银元到棉、粮食,每一环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其基本方法是运用政治和经济措施,集结优势力量,选准时机,然后一声令下,置敌于死地。经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投机资本已大伤元气,再也无力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了。再加上1950年统一财经以及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的出台,使持续了十几年的如脱僵野马之势的通货膨胀迅速被制服。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市场物价趋于稳定,生产资料价格平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从根本上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三. 恢复和发展湖北经济必须保护和引导私营工商业,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组成部分。
建国初期,湖北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但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有重要作用。如何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调整好公私关系,积极帮助和扶持私营企业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促进湖北国民经济的恢复,就成为当时经济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私营工商业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又处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因此,建国初期湖北私营工商业基本特点是:商业多于工业,商业中投机性买卖又多于正常商业。解放后,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私营工商业即暴露出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矛盾。特别是在1950年上半年,当国家财经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后,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原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市场没有了;而占城乡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还很低;再加上许多私营企业经营管理落后,盲目竞争,开支浪费、成本过高等原因,致使湖北出现商品滞销、工厂关闭、商店歇业、职工失业增加等问题,私营工商业处境艰难。另外,由于私营工商业者对国家政策了解不够,怀疑国营经济的发展会挤垮和代替私营工商业,认为私营工商业没有发展前途。一些工商业者,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疑虑重重,怕没收财产,怕搞清算斗争,怕重税赚不了钱,情绪消极,缺乏经营的积极性和信心,一般的在经营上只求维持不倒,有些甚至消极怠工,抽调资金,缩小经营,甚至转移资金,外迁企业,出走他乡。有些工人任意干涉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对增加工资福利要求过高,劳动纪律松弛,劳资纠纷增多,影响工商业复工复业。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私营工商业者对国家不满情绪增加,公私关系一度紧张。如果听任私营工商企业大量歇业、倒闭,势必导致生产衰退,市场萧条,经济萎缩,失业增加,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尽快恢复和发展湖北经济,中共湖北省委在李先念领导下,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并结合湖北实际情况,一方面广泛宣传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召开各种那个形式的工商业者座谈会,普遍深入地进行思想工作,逐步解除了私营工商业者的顾虑,开始恢复生产经营。另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动员原来离鄂的工商界人士回来恢复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尽快恢复城乡关系,贯彻贸易自由政策。
1950年5月8日至26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上海、武汉等7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分析工商业困难的原因和对策,着重研究调整工商业的公私关系问题。
这次会议以后,湖北开始全面调整工商关系。这次调整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一视同仁。主要抓好三个基本环节,即: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调整公私关系,在工业方面通过采取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的方式,使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扶持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商业方面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价格,允许其获得正当的利润。调整劳资关系,根据劳资两利的原则,首先是资本家必须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其次是承认资本家获得合法利润,用协商的方式解决劳资纠纷。调整产销关系,坚持以销定产的原则,逐步克服无政府状态,使产销趋于平衡。具体采取了:鼓励私商经营的积极性,放手发展私营商业,实行贸易自由,使其有利可图;积极恢复交通运输,不准统制和包揽,取消税卡,简化纳税手续;认真执行税收政策,力求负担合理公平;根据劳资两利的原则,采取劳动协议或仲裁的方式,及时处理劳资纠纷;积极帮助私营工商业者解决生产和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对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而又确有困难的企业开展加工订货、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发放贷款等措施和办法。
同时,各地有步骤地组织那些私商中无发展前途的行业转向手工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利用商业资金发展各地地方工业和其他行业。政府全力为私营商业找出路、谋出路。为支持商业转工业,各地采取了国家贷款、国营商业加工订货方式,积极扶持商业转工业。沙市在这些转变中,建立最初沙市工业的骨干企业,为把沙市由消费城市转变为新兴的轻工城市打下重要基础。
由于政府对国营经济有计划的领导,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并采取有效的调整与实际的扶持措施后,使得湖北公私经济初步达到正常,从而提高了工商业经营的信心和改善经营的意愿,工商业出现了显著变化。
1950年6月6日至9日,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针对党内有的同志认为民族资本企业困难重重,就想乘机一举消灭资本主义,早点进入社会主义的“左”倾想法,强调“绝不可树敌太多”,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必须在另一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
为贯彻不要四面出击方针,李先念根据湖北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纠正了前一阶段存在的把私营资本主义挤垮的倾向。这些措施是:停止公债推销,未交清公债者准予延期缴款,认购公债过重者可酌情减轻;税收采取客观态度,实在有困难的,酌情照顾减免,对增收不合理者,给予纠正;停止抛售物资,适当投放货币收购物资,放松银根,扩大汇兑,降低利率,贷款给私人工商企业,以资扶持;稳定物价,使之不再下跌,使私人经营者不致继续赔本,无法经营;国营企业在原料采购方面,主动采取代购、联购、代运、联运等方式,帮助私人企业渡过难关。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劳资协商、克服困难、维持生产”的口号下,要求工人采取召开劳资协商会和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等办法,争取不停工、不歇业。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全省工商业迅速回暖,首先是武汉出现转机,接着沙市、襄樊、宜昌、黄石等城市也相继好转。经过调整,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得其所地生产经营,私营工商业不仅恢复了正常生产和经营,而且有了发展。1951年全省私营工业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加了27%。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这些有力措施不仅保护了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而且使其在湖北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恢复和发展湖北经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和干部队伍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组织和人才保证。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要靠人去做。发展经济必须要有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保证。为保证湖北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李先念非常重视加强党的建设。他根据党的地位和任务发生的变化以及执政党面临的考验和问题,在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并在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为湖北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李先念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把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又摆在突出的地位。湖北省委一成立,就大力组建党的地方组织,仅半年时间,全省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省、地、县、区、乡各级党组织。当时区以上干部仅8000余人,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干部问题,李先念与省委一班人,果断地制定了提出整顿思想,清理组织,教育提高老干部,培养训练新干部的方针。李先念着重提出选拔优秀工农干部来解决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他说:“各地应放手又有原则地吸收新的干部参加各个机构工作”[④]。他提出干部来源的方针是:“向下找,而不是向上要”[⑤]。为了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充实到各级人民政权中,通过创办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及其他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干部。李先念还十分注重提拔和使用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他多次强调要有战略眼光,克服关门主义思想,大胆任用知识分子,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仅建国头一年,全省就培训干部近7万人,提拔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2.87万余人。湖北的干部队伍初具规模之后,李先念又适时提出要巩固和提高干部,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针对当时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干部文化、理论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李先念提出:“我们今后的组织工作方针,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不是一个发展的方针,而是一个巩固提高的问题”[⑥]。他认为,提高干部,首先要提高老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理论水平和政策、策略水平,使他们成为领导建设的中坚;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则要保护他们热情积极、好学习的优点,帮助他们克服自身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习气,使他们逐渐工农化。同时,要大力培养新的工农干部,不断充实革命队伍。在提拔使用干部上,李先念倡导和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唯亲”的错误路线。他认为,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坚持“德才兼备”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要按照党章,以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原则和标准提拔干部”。他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反对拉帮结派,组织小派别。他强调:我们每个同志必须在思想上十分明确,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绝不允许搞歪门邪道。
在抓组织建设的同时,李先念也格外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把造就一支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作为党的建设的经常性任务常抓不懈。革命战争胜利不久,李先念就对一些干部思想上出现的松懈麻痹、贪图享乐的苗头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我们干部思想中,在目前较为突出的是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傲急躁、麻痹大意等极为有害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把这看做是原则问题,是重大问题,必须以严肃态度来加以深刻认识和认真纠正。这种有害思想不克服,会使人们遭受极大地损失甚至失败”。为此,他提出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特别是要向骄气作斗争,反对因胜利而骄傲急躁、居功享受、比地位名誉的错误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他多次要求党的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注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抵御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大堤。
李先念还十分强调干部的作风建设,强调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性。他指出:“作风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老老实实的作风,是我党我军一贯的光荣传统,大家在这方面都了解。今天我们已经入了城市,如果不能保持那种好的作风,我们就容易受到资本主义享乐腐化思想的影响与侵蚀,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革命品质,陷自己于不可救药的地步” [⑦]。随着革命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恶劣作风在一些干部身上逐渐显现,严重的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阻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对此,李先念毫不留情地开展了批评和斗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最危险的倾向,是自满骄傲、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不纠正这些倾向,好事就会做成坏事”[⑧]。针对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手续复杂、公文旅行等现象,指出“良好的作风在政府机关不浓厚,官僚机构的影响侵蚀了我们”。 [⑨]。“如不改变,对工作损失太大。特别在今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加强法制方面,政府工作就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李先念分析了官僚主义等产生的根源,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切实转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李先念格外重视干部的执政能力建设,他在《新武汉报》发表的《百倍努力学好经济工作》中开门见山地强调:“共产党员应当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⑩]。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与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归根结底革命是为了使人民经过自己的劳动而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为了这些就要搞好经济工作,学好经济工作。不然,社会主义美好的将来,是不会来的”。同时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怕做经济工作和不愿做经济工作的错误思想,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抛去个人打算,丢掉一切不正确的思想,百倍努力学好经济工作,逐步了解和熟悉生产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搞好城市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他再三强调:“我们在政治改革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三年,今天必须朝经济建设的椅子方面转。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又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富强国家。如果生产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人民同样会反对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是不能巩固的。”他严肃地指出:“干部思想必须来一个转变,充分重视经济工作,真正钻到经济建设中去,学会搞好经济工作的本领”。“1952年7月13日,他在给刘子厚并中共湖北省委、省财委和刘晋、黄正夏的信中又一次强调“只要钻得进去,管理工业即可成为专门的人才了。现在要提倡这种作风,否则我们是难以领导工业前进的”[11]。在他的倡导下,大批干部实现了从如何指挥打仗到如何管理经济的转变,成为湖北经济恢复和湖北社会主义建设长远发展管理人才。
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缅怀他的历史功绩,更重要的是传承他的遗志,学习借鉴他管理指导湖北国民经济恢复的历史经验,更好地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振兴和提升湖北经济发展水平服务。
[①]《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第92页。
[②] 李先念:《关于湖北省人民政府1952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建议》。
[③]《李先念论财经金融贸易》上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④]《湖北政报》1950年第五期,湖北人民政府秘书处编,第8页。
[⑤]《湖北政报》1950年第五期,湖北人民政府秘书处编,第7页
[⑥]《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⑦]《李先念建国初期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⑧]《李先念建国初期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⑨]《李先念建国初期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⑩]《李先念建国初期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
[11]《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